大衰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来源：火狐网页版    发布时间：2024-04-18 20:14:13

  1993年，托马斯·皮凯蒂只有22岁。彼时他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博士论文，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院任副教授。尽管工作顺风顺水，但他并不感到快乐。在他看来，美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们个个都非常聪明，但他们更喜欢“盲目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常常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更真实的复杂问题。

  2000年，皮凯蒂如愿以偿进入到著名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他最喜欢的就希望能借鉴欧洲学界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做法，以回应那些有趣的、有时“并不总是成功的”实际社会问题。

  在这位长期研究日本、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现象而声名鹊起的学者在他最新出版的《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一书中指出，当今主流经济学家都迷恋数学模型，从而忽略了真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当经济进入大萧条之后，数学根本没办法解释人类行为的不连续性，比如大萧条过程中的企业主体，其经营目标从大萧条发生之前的追求利润，明显转向了债务最小化，而这就是今天“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所应该面对的问题。

  关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复杂性，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忙着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而辜朝明的“资产负责表衰退”理论却是业界无法忽略的一种声音。辜朝明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研究“大衰退”现象的资深经济学家，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有着同样的研究旨趣和学术追求——追求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且喜欢用最平实的语言说出来。也许有人会说卑之无甚高论，但光凭这一点，就已经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了。

  辜朝明认为，经济学必须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科学，“如果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弄懂了真正发生的事情，并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许多人类的悲剧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

  作为一个见证人和研究者，辜朝明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所经历的狂飙突进和紧随其后的“失去的15年”，在他的代表作《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中，作者称自己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一直希望找到日本和美国曾经经历的几次经济大萧条背后真正的诱因，这一难题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称之为无法触及的“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也是每一位经济学家的荣耀加冕之所在。

  在辜朝明看来，今天的宏观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奠定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发现，人们在自发的经济活动中总是存在着“合成谬误”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每个人貌似合理的正确行为，却导致了整个集体的不良结果），凯恩斯称之为“节俭悖论”：当所有人都想着储蓄时，结果是无人能够储蓄，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借钱。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和人在经济活动中如何互动，并最终形成何种结果的学问，其中最基础的知识就是：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不同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和反馈造成了“合成谬误”时，政府就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进行干预。

  关于“节俭悖论”，一项更有趣的研究来自经济学家麦迪森的洞察，他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即18世纪60年代之前，借款人几乎消失了。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上千年的时间里，人口和经济的年增长率均低于0.1%(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06%，人均产出增长率为0.02%)。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1700多年里，由于缺少投资机会（市场缺少大量的创新产品和经营活动），人们总喜欢努力储蓄，用来防老和防不测等，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缺少借款人而导致的持久“节俭悖论”，使得千万年来人类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停滞，几近于一种常态。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沿着麦迪森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发现，自工业革命之后的1700年到2012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步入了“黄金时代”，全球产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其中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达到了0.8%。

  千万不要小看这0.8%的年均增长率。与工业革命前多个世纪接近于零的增速相比，0.8%的累积增长，意味着现代社会即将发生种种“巨大的变化”，仅仅以全球人口总数而言，0.8%的年上涨的速度使得过去300年来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0倍还要多，从1700年的6亿，猛增到2012年的70亿。财富的增长不仅促进了社会平等和财富共享，还包括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全世界随之改变。

  在20世纪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迷信高增长永远会持续的幻觉还意外带来了一种命运诅咒，人们永远弄不明白，一旦经历了经济超迅速增加之后，究竟是何种邪恶力量又让经济活动重新拉回到低迷之中。

  辜朝明认为，长久以来，经济学总是牢牢抓住了第一假设：企业这样的私人部门总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往往忽略了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个阶段引发的一种新变化：当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商业部门一经发现资产大幅缩水甚至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时，其首要冲动很快变成了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这一特定时刻，企业主生怕陷入债务危机而不能借钱，其次是他们发现已经非常困难看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了。

  这样说来，辜朝明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观察和发现与皮凯蒂有着惊为天人的相似之处，两位经济学家都没用繁复的学术概念和玄奥的数学公式，而是扎根于大量的第一手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洞察，得以构建出一个清晰、有洞察和说服力的分析体系来。

  根据辜朝明的研究，日本经历1990年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价格下降了87%，重新再回到了1973年的价格水平。日本企业意识到资产贬值后，即便是1995年日本银行利率降低接近于零，企业主不但停止了借款，而且反过来清偿债务，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整整10年，直到2005年大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之后，借款人才重新出现。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也与之相似，在1929年和2008年经历两次大萧条的美国，以及经历房地产泡沫和网络公司泡沫之后的欧洲，传统经济学家偏爱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实体经济几乎无能为力，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旦与实体经济脱钩，即便中央银行释放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包括采用零利率的金融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经济稳步的增长都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一旦进入“通货紧缩螺旋”，大萧条就不可避免了。这便是美国和日本大衰退所留下的历史教训和重要遗产。

  辜朝明提出的“资金负债表衰退”分析理论，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不是对症，目前的国内经济学界见仁见智，争论不一。有学者觉得，辜朝明的关于大衰退的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几年提出的企业要优先争取“活下来”的呼声，已得到了企业界广泛的认同；反对者则提出，考虑到中国企业和日美企业所面临的巨大差异的市场环境（规模、发展阶段和产业体系等等），“橘逾淮为枳”自然难免。

  不可否认的是，辜朝明基于发达国家大衰退时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简洁分析，为人们反过来观照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局，提供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微观视角，换言之，中国将来会不会陷入同样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如果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办？

  用辜朝明的话来说，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化国家“注定逃避不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社会进阶法则，即便国情和社会制度之间有差异。按照不同的投资机会，辜朝明将一个国家围绕工业化展开的这一进程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化阶段、成熟经济阶段和被追赶的经济阶段。

  在工业化初期，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拥有生产和销售商品的知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城市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劳动力，这一时期经济活动还未达到经济学上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城市工厂最后吸收了全部剩余劳动力），这大约是1978年前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幕，人们当时用“万元户”这样的提法来标识极少数短时间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也被显著拉大了。

  接下来被称为“黄金年代”的第二阶段里，企业主持续创造利润和扩大投资，经济最终到达“刘易斯拐点”，重要标志就是城市化基本完成，工人工资迅速增加。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黄金60年代”，几乎任何一个人都从经济稳步的增长中受益。黄金时代的终点在1970年代到来，日本作为追赶者，曾经使美欧企业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资本开始流向“更年轻”、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便是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即被追赶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作为竞争者和追赶者，也迫使美国和日本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成为“世界工厂”。

  而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则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工业化成熟阶段，同时又面临着“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比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当年更多更严峻的挑战。他在前不久在东吴（香港）策略年会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到，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日本30年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这其中就包括了人口减少、地理政治学形势、疫情影响以及行业监督管理政策变化，并还有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等，所有这一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谓险象丛生。

  难能可贵的是，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理论至少为咱们提供了一种类似“楔子”的思考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世界”里的种种问题。毕竟，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对于所有国人来说依旧是一条未竟之路，而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重要民生领域，更意味着是一系列潜在的、巨大的、未满足需求的未来投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借款人”的出现，所有这些，应该都是大衰退理论带给我们的种种全新思考。

  辜朝明和皮凯蒂有着许多惺惺相惜之处。在《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一书中，辜朝明也多处引用了皮凯蒂的许多观点。一方面，经济活动自有其周期性特征，与其陷入这种高增长的命运诅咒，分清哪些是幻觉、哪些又是现实，相形之下显得更重要。按照皮凯蒂的研究，在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值增长两个方面，过去的三个世纪都一直在加速，而在本质上这样的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仅以人口而论，如果持续过去三个世纪（1700-2012年）以来每年0.8%的人口增长率，全球人口总数在2300年将超过700亿！），如果一种进程和阶段没办法避免（就像工业化），而且全球增长率在21世纪剩下的岁月则有很大的可能性回归原先的较低水平（根据皮凯蒂的研究预测），那么怎么来适应这一变化，学习与周期共舞，或许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也许是未来更重要的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