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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火狐网页版 发布时间：2024-03-30 10:06:23
陈某某（男）和胡某某（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陈某某因饮酒致酒精依赖，长期酒后辱骂、殴打胡某某。2019年5月5日，胡某某因害怕陈某某伤害自己而到娘家暂住，直至5月8日回到其与陈某某二人居住的家中。次日凌晨，因经济压力及琐事，陈某某在家中二楼卧室与胡某某发生争吵，并在争执中坐在胡某某身上，用双手掐胡某某颈部，又将胡某某后脑往地上砸，致其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陈某某案后自杀未果。经鉴定，陈某某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陈某某非法剥夺别人的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陈某某案发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精神障碍系非病理性的原因自由行为饮酒所致，且陈某某存在长期酒后家暴行为，本案亦是由陈某某单方过错引发，不宜认定为“家庭矛盾引发”而予从轻处罚。因陈某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予从轻处罚。综上，对陈某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不属于从轻处罚情形。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着本质的区别。纠纷婚恋双方、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的纠纷或矛盾通常具有偶发性、程度轻的特点，由此引发的案件与该矛盾具有直接的关联，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往往也有一定的责任。但家庭暴力双方地位和权力结构并不平等，施暴人基于控制目的实施的暴力行为，呈现隐蔽性、长期性、周期性、渐进性的特点，施暴人对案件具有单方面的过错。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区分开来，从而不对该类刑事案件以 “家庭矛盾引发” 而从轻处罚，能够对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现象。
2.证人证言可构成认定家暴的主要证据，且不认定为初犯。法院在无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记录、伤势鉴定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以包括陈某某兄弟、子女在内的多名证人证言形成的证据链条，认定陈某某对被害人的迫害在结婚多年中持续存在，并以该既往严重家暴史否定其初犯评价，并予以从重处罚。
3.酗酒、吸毒所致精神病变不必然减轻其刑事责任。对吸毒、醉酒等自陷型行为应采用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予以评定。主动摄入行为是加害人的一种生理性依赖，施暴人明知自己极易酒后失控施暴，仍将自身陷于醉酒后的行为失控或意识模糊情境中，就应对施暴行为负责，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后，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手段和程度都会加大，给受害人带来更残忍的难以处理的后果。陈某某虽因酒精依赖导致大脑皮质器质性损伤，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损伤系其自主选择所致，法院仍根据其全案情节，对其判处严刑。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法庭是否确保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的加害人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后不会被免除责任”，即加害人在主动摄入酒精、毒品等物质后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被告人姚某某（女）和被害人方某某（男）系丈夫妻子的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方某某与姚某某结婚十余年来，在不顺意时即对姚某某拳打脚踢。2013年下半年，方某某开始有婚外情，在日常生活中变本加厉地对姚某某实施殴打。2014年8月16日中午，方某某在其务工的浙江省温州市某厂三楼员工宿舍内因琐事再次殴打姚某某，当晚还向姚某某提出离婚并要求姚某某独自承担两个子女的抚养费用。次日凌晨，姚某某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产生杀害方某某的想法。姚某某趁方某某熟睡之际，持宿舍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拿来菜刀砍切其颈部，致方某某当场死亡。作案后，姚某某拨打110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待警察到来。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姚某某因不堪忍受方某某的长期家庭暴力而持械将其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在案十位证人的证言，应当认定方某某在婚姻生活中对姚某某实施了长期的家庭暴力。被告人姚某某对被害人方某某实施的家庭暴力长期以来默默忍受，终因方某某逼迫其离婚并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其杀人动机并非卑劣；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并承认有泄愤、报复的心理，但结合家暴问题专家的意见，姚某某属于家庭暴力受暴妇女，其采取杀害被害人这种外人看似残忍的行为，实际上有其内在意识：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遭受更严重家暴的报复。姚某某作案后没有逃匿或隐瞒、毁灭罪证，而是主动打电话报警，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带领侦查人员找到作案使用的菜刀，具有认罪、悔罪情节。综上，姚某某的作案手段并非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并非特别恶劣，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姚某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对姚某某表示谅解，鉴于姚某某尚有四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因此对姚某某给予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姚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反家暴意见》），在该意见第20条中，较为全面地规定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害、伤害施暴人案件的处罚。本案系首例适用两高两部《反家暴意见》将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的情形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案件。本案深入了解被告人姚某某作为受暴妇女的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全面把握姚某某在本案中的作案动机、犯罪手段以及量刑情节，明确认定姚某某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对其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2.本案系全国首例家暴问题专家证人意见被判决采纳的案件。本案在开庭时聘请具有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相关知识的人员出庭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出庭接受各方质询，可以向法庭揭示家庭暴力问题的本质特征以及家庭暴力关系中施暴人和受暴人的互动模式，帮助法庭还原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事实真相，尤其是家庭暴力对受暴人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的影响，从而协助法庭准确认定案件的起因、过错责任以及家暴事实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与定罪量刑紧密关联的重要事实，避免法官因缺乏关于家庭暴力关系中双方的互动模式给受暴人的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专业相关知识可能会引起错误裁判的风险。在庭审中，专家证人出庭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质询并就家庭暴力的特征、表现形式、受暴人与施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以及受暴妇女、施暴人特殊的心理、行为模式等家庭暴力方面的专业相关知识向法庭做了客观、充分的解释。法庭根据被告人行为，结合专家证人在庭上提供的对受暴妇女的一般性规律意见，认定被告人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但其采取上述手段杀害被害人更主要的还是为避免被害人未死会对其施以更严重的家庭暴力的主观动机。在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专家证人证言，对另外的地方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备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本案专家证人证言中也描述了在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下对受害人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长期家暴可能给家暴受害人带来各种严重的身心影响，如个体在长期遭受无法逃脱的负面刺激或困境后，逐渐丧失对改变自身状况的信念和动力，产生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心态称为习得性无助，这些影响在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时，有一定的概率会影响妇女对暴力程度、危险性和预期结果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对策、行为的判断力。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管教子女并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被告人李某离婚后，长期将女儿被害人桂某某（殁年10岁）寄养于其姨妈家中；2019年12月，李某将桂某某接回家中，与其同居男友被告人杨某共同生活。李某与杨某时常采用打骂手段“管教”桂某某。2020年2月6日中午，因发现桂某某偷玩手机，李某、杨某便让桂某某仅穿一条内裤在客厅和阳台罚跪至2月8日中午，并持续采取拳打脚踢、用皮带和跳绳抽打、向身上浇凉水等方式对桂某某进行体罚，期间仅让桂某某吃了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在客厅地板上睡了约6个小时。2月8日14时许，桂某某出现身体无力、呼吸减弱等情况，李某、杨某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医生到达现场，桂某某已无生命体征。经鉴定，桂某某系被他人用钝器多次击打全身多处部位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杨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李某、杨某在共同故意伤害犯罪中均积极实施行为，均系主犯。判处李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杨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不予从轻处罚。李某与杨某作为10岁女童的母亲和负有共同监护义务的人，明知被害人尚在成长初期，生命健康容易受到伤害，本应对孩子悉心呵护教养，但却在严冬季节，让被害人只穿一条内裤，在寒冷的阳台及客厅，采取拳打脚踢、绳索抽打、水泼冻饿、剥夺休息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48小时的持续折磨，造成被害人全身多部位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综观全案，对孩子进行管教，只是案发的起因，不能够达到目的时，单纯体罚很快变为暴虐地发泄。法院认为李某与杨某犯罪故意明显，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判决昭示司法绝不容忍家庭暴力，彰显对人的生命健康尊严，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2.连续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印发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17条相关规定，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伤害结果出现的故意，且当场造成被害人死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邱某某（女）和张某（男）甲案发时系丈夫妻子的关系，因感情不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处于分居状态。二人之子张某乙9岁，右耳先天畸形伴听力损害，经三次手术治疗，取自体肋软骨重建右耳廓，于2019年6月5日出院。同年7月2日晚，邱某某与张某甲多次为离婚问题发生争执纠缠。次日凌晨1时许，张某甲到邱某某和张某乙的住所再次进行滋扰，并对邱某某进行辱骂、殴打，后又将张某乙按在床上，跪压其双腿，用拳击打张某乙的臀部，致其哭喊挣扎。邱某某为防止张某乙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中拿起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甲背部连刺三刀致其受伤。邱某某遂立即骑电动车将张某甲送医救治。经鉴定，张某甲损伤所致程度为重伤二级。检察机关以邱某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中，邱某某因婚姻纠纷在分居期间遭受其丈夫张某甲的纠缠滋扰直至凌晨时分，自己和孩子先后遭张某甲殴打。为防止张某乙手术不足一月的再造耳廓受损，邱某某在徒手制止张某甲暴力侵害未果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张某甲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同时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因素做综合判断，应当认定邱某某的正当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依法宣告邱某某无罪。
1.对反抗家庭暴力的行为，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进行认定。家庭暴力是指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受害人大多数是女性和未成年人，相对男性施暴人，其力量对比处于弱势。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法律，精准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予以充分保护和救济，对其在紧急状况下的私力救济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准确认定为正当防卫。
2.对反抗家庭暴力中事先准备工具的行为，进行正确评价。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先准备工具的正当防卫行为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在反家暴案件中应当考虑施暴行为的隐蔽性、经常性、渐进性的特点以及受害人面临的危险性和紧迫性，对此予以客观评价。邱某某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从其牙齿缺损和伤痕照片可见一斑，事发前因婚姻矛盾反复遭到张某甲纠缠直至凌晨时分。在报警求助及向张某甲之母求助均无果后，无奈打开家门面对暴怒的张某甲，邱某某在用尽求助方法、孤立无援、心理恐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准备水果刀欲进行防卫，其事先有所防备，准备工具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3.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准确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做综合判断。
邱某某在自己遭到张某甲辱骂、扇耳光殴打后，虽然手中藏有刀具，但未立即持刀反抗，而顺势放下刀具藏于床头，反映邱某某此时仍保持隐忍和克制。张某甲将其子张某乙按在床上殴打时，具有造成张某乙取软骨的肋骨受伤、再造耳廓严重受损的明显危险。邱某某考虑到其子第三次手术出院不足一月，担心其术耳受损，在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之中持刀对张某甲进行扎刺，制止其对张某乙的伤害，避免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判断邱某某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充分体谅一个母亲为保护儿子免受伤害的急迫心情，还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张某乙身体的特殊状况和邱某某紧张焦虑状态下的正常应激反应，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过分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要设身处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会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境等因素做综合判断，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考量和认定。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在本案中，考虑到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与施暴者之间形成的特殊互动模式，以及长期遭受家暴对受害人身心的特殊影响，受害人可能在认知和行为方面存在一些特殊状况。例如，受害人可能会误判施暴者的行为和后果，过度估计施暴者会造成的伤害，并担心如果无法以一招取胜，将会遭受施暴者更严重的伤害等。因此，在判定家暴受害者对施暴者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否过当时，需要仔细考虑与平等非家暴关系主体之间的防卫程度认定存在不同之处。长期遭受家暴的经历以及其对受害人身心认知的影响应被纳入考量。因此，本判决符合国际准则的要求。
罗某（女）与谌某某（男）系丈夫妻子的关系。2018年12月，罗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在诉讼过程中，以此前谌某某经常酗酒发酒疯、威胁恐吓罗某及其家人、在罗某单位闹事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同时提交了谌某某此前书写的致歉书、微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审核后，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并送达给了本案被申请人谌某某。同时，法院向罗某所在街道社区及派出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要求如谌某某对罗某实施辱骂、殴打、威胁等精神上、身体上的侵害行为时，要立刻予以保护并及时通知法院。
2019年2月14日，法院按照内部机制对罗某进行电话回访，罗某向法院反映谌某某对其实施了精神上的侵害行为。后法官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查明：在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中，谌某某以拟公开罗某隐私相要挟。随后，双方又因琐事发生冲突，谌某某随即找到罗某单位两位主要领导，披露罗某此前在家中提及的涉隐私内容，导致罗某正常工作环境和社交基础被严重破坏，精神受损，基于羞愤心理意欲辞职。
法院认为，谌某某前往罗某单位宣扬涉隐私内容，上述事实的传播和评价，对于女方而言，是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信息。男方将女方的涉隐私信息予以公开，属于侵犯其隐私。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控制，谌某某以揭露罗某隐私相要挟，意欲对其来控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对家庭暴力定义的“精神上的侵害”。最后谌某某将隐私公开，进一步造成了对罗某精神上的实际侵害。对此，2019年2月15日，法院做出了拘留决定书，对谌某某实施了拘留5日的惩罚措施。
1.该案系法院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回访过程中所发现。“人身安全保护令回访制度”系该院创举，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制止有几率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既能够维护司法权威，也能更好地保障家庭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回访制度能体现司法机关执法的温度，让当事人真正能够感受到法律并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保护自身的有效利器。
2.该案中，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人民法院一直以纠问式审判主导该案。谌某某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线，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主动积极作为，维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和实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在该案影响下，“宣扬隐私”亦构成家庭暴力的观点被写入地方立法，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办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以殴打、捆绑、……宣扬隐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此外，“宣扬隐私”构成家庭暴力的观念在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中也有体现。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的警觉，一致地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依据指标3.1-《公约案件5/2005》要求），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制止有几率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法院通过再次回访确保家庭中的安全，本案做法符合这些国际准则。
冯某某（女）与曹某某（男）系丈夫妻子的关系。申请人冯某某于2022年12月22日起诉要求与被申请人曹某某离婚。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曹某某于2023年1月13日深夜前往冯某某住处辱骂、恐吓冯某某及其近亲属，并使用贴身携带的铁锤毁坏门锁，冯某某报警；后曹某某又于1月16日至冯某某母亲张某某住处辱骂、威胁，并扬言“要在大年初一、十五上门找麻烦”，张某某亦报警。
因对人身安全及能否平安过年感到担忧，2023年1月19日，冯某某向其代理律师咨询申请保护令事宜，代理律师表示如按传统方式线下调查取证、申请保护令、签发送达及协助执行至少需要10天时间，时值农历年底可能没办法及时完成，但当地法院在2022年底上线的“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可在线申请保护令，或可尝试。冯某某遂通过其律师于当晚21时通过手机登录法院 “法护家安” 集成应用，在线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3年1月20日，法院通过绿色通道立案受理。承办法官通过“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模块建立的反家暴数据库快速获取相关警情数据等证据材料，同时通过关联检索获知被申请人曹某某曾多次因暴力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证据，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充分，且该起民事纠纷非常有可能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承办法官遂决定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曹某某对冯某某实施家暴并禁止其骚扰、跟踪、接触冯某某及张某某。在线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承办法官通过在线方式向区公安分局、区妇联等单位做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相关协助执行单位在线实时签收后，根据相关工作机制开展工作，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保护令、并对申请人进行回访，疏导、安抚。
本案从当事人申请，到法院立案受理、证据调取、审查签发，再到各部门送达响应、协助执行，总用时不到24小时，全流程在线运行，充分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条“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的规定。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各国确保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妇女有权申请和获得保护令，并确保这些保护令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并能得到一定效果执行”。
“法护家安”集成应用系由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联合五家基层法院、区社会治理中心、区妇联，共同建设并于2022年12月29日成功上线。其中“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建立了政法委牵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社会治理中心、妇联、大数据管理机构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在线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相比传统模式下，“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突破了当事人提交申请的时空限制，解决了当事人取证来回跑的难题，打通了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通道，实现了家庭暴力事件的数据归集与分析预警，极大缩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时间，加强了与公安、妇联等部门的多跨协同，具有“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申请的便利性、信息的共享性、取证的快捷性、签发的准确性、响应的及时性、保护的充分性”六大优势，对被申请人及时起到了震慑作用，将司法触角延伸至家庭暴力的萌芽之初，对全时空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和谐家风建设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令模块的设置符合联合国大会第65届会议（A/65/457/65/228）就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加强犯罪预防和形式司法应对的决议，诠释了“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能够得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设立专门的司法服务”这一标准。
叶某（女）与黄某（男）是同居关系，双方于2021年生育女儿。后双方分手，女儿随叶某一同生活。叶某向法院起诉黄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2022年3月9日晚上，黄某去到叶某弟弟家中，并使用叶某弟弟的电话向叶某及其父母实施威胁，称：“如不交回孩子，将采取极端手段。”叶某及其家属立即于次日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报警，同日晚上黄某通过网购平台购买了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辣椒水用品，向法院解释是为自己防身。叶某认为，结合黄某平时暴躁、极端的性格，其有可能作出恐怖、极端的行为，并已危及自己及家属的安全及生命，故于2022年4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法院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女儿。
法院经审查认为，黄某辩解因申请人藏匿女儿，导致其无法与女儿见面，心里很生气，于是想买瓶辣椒水。可见，黄某购买辣椒水并非用于防身，而是意图报复叶某。叶某提交的辣椒水购买记录、住所楼道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的事实，足以证实黄某及其亲属因女儿抚养权及探望争议对叶某进行骚扰、威胁，使叶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叶某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叶某与黄某如因女儿的抚养权及探望问题发生矛盾，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最终，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之相关规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其女儿。
1.同居男女朋友分手后女方遭受威胁、恐吓等暴力侵害的，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共同生活的亲属以外一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纳入法律约束。本案中，叶某与前男友黄某之间并非共同生活的亲属关系，叶某的权益受侵害时，已结束了同居生活，但同居的结束，不代表同居关系的结束，还有共同财产、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解决，如机械地要求受害者必须与侵害人同住一所才可以获得保护，与反家暴法的立法初衷相违背，也不符合常理。
反家庭暴力法的本质，是通过司法干预来禁止共同生活的亲属、准共同生活的亲属间，基于控制及特殊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暴力。该法规定了非婚姻的准共同生活的亲属关系也受其调整，那么在离婚妇女受暴后能获得司法干预的同时，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亦应同样能轻松的获得保护。因此，同居男女朋友结束同居生活后若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也应作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
从国际标准来看，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体现了国际标准中国家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无差别保护和司法救济，不因有没有婚姻关系，是否尚处于同居关系等加以划分和有所限制。
2.被申请人未实施实质性人身伤害行为，申请人仅提供了被申请人购买辣椒水的淘宝订单记录，是不是满足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
家庭暴力具有隐密性和突发性，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可能性的证明，难度相比来说较高，为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即只要申请人可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家暴发生的现实危险即可，对于侵害可能性的标准应当从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依据相关证据，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比较大可能性”，而非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降低了证明标准，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本案中，即使黄某尚未对叶某产生实质性伤害，但结合本案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因原告藏匿女儿很生气，后购买了辣椒水”的事实，叶某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比较大可能性，因此，法院应当立即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对于预防及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共同生活的亲属，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也符合反家庭暴力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
3.申请人提交的住所楼道监控录像及被申请人的淘宝购买订单可作为证实家暴的证据。
在对家暴行为的认定中，证据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报警记录、病历、处罚决定书等，当事人陈述、短信、微信记录、录音、视频、村居委和妇联等单位机构的救助记录等均可纳入证据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第十一项规定的“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均可当作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
马某某（女）以丁某某（男）性格暴躁，多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丁某某否认其实施了家暴行为，且不同意离婚。马某某提交了多次报警记录，证明其曾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而报警，并提供病历和伤情鉴定证明其受伤情况，丁某某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抗辩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马某某主张丁某某对其实施暴力，并提交了相关佐证证据，虽丁某某予以否认，但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而丁某某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综合双方的陈述以及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丁某某在其与马某某发生矛盾的过程中，确实动手殴打了马某某。法院根据家暴事实的认定，并综合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双方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
1.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根据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伤情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本案中，马某某和丁某某对于家庭暴力发生的事实和经过的说法不一致，马某某对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丁某某仅表述为双方“互有推搡”“搂抱”，基于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丁某某虽否认家暴行为，但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考虑到马某某作为受害人可提供相关证据并合理陈述，其陈述可信度要高于丁某某的陈述。该做法也符合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认定的制度规定。
2.查清家庭暴力事实需要法官加大依职权探究力度。普通的民事诉讼，往往采用辩论主义，但要查清家庭暴力，则更需要法官依职权去探究相关事实及调取证据。本案中，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其陈述，对于其主张的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追问，并对其最早一次遭受家暴以及自认为最严重的一次家暴等关键事实均进行了询问，马某某均给予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通过对家暴细节进行主动调查，又根据受害人陈述可信度较高的原则，进而可以有助于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
家庭暴力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和隐蔽性，受害人都会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能够最终靠积极举措降低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难度，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对于认定家暴事实的，迅速做出离婚判决。本案中，法院适用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转移及加大职权探知力度，更加有助于保护在互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家暴受害人，进而达到遏制并矫正家暴施暴人的强势控制行为，体现法院在处理涉家暴案件中的公正理念，保证裁判的公信力。
张某（女）与邹某（男）于2007年4月登记结婚，自儿子邹小某出生后张某和邹某夫妻矛盾逐渐增多。2010年6月，因张某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邹某用几股电话线拧成一股抽打张某。此后，邹某经常辱骂张某，稍有不顺就动手打骂，张某因做错事在先，心中有愧，从来不会还手。2013年6、7月，邹某怀疑张某与其他男性有不正当关系，就把张某摁在家中地板上殴打，导致张某嘴部流血。2018年11月24日，邹某持裁纸刀划伤张某面部、衣服，并导致张某身体别的部位受伤，张某遂报警并进行了伤情鉴定，显示构成轻微伤。张某以邹某多年来数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离婚，并请求儿子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认为张某出轨在先，具有过错，其与张某的争吵是两口子之间的普通争吵行为，其对张某没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的殴打、迫害，不构成家庭暴力，不同意离婚，且要求共同抚养儿子邹小某。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虽有过错，但邹某不能用暴力来处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规定，严重性、持续性、经常性并非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2018年11月24日张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可见邹某的暴力行为已对张某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法院认定邹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由于邹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而且双方已经分居，张某坚持要求离婚，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于每月20日前支付邹小某抚养费1000元，直至邹小某年满十八周岁为止。
1.家暴行为证据的采纳与认定具有特殊性。家庭暴力往往具有私密性，目睹家庭暴力的极可能仅有未成年子女，导致许多家庭暴力难以得到及时认定和处理。本案中，人民法院委托家事调查员与邹小某进行谈话，邹小某对家事调查员表示其曾看到过一次父母在家吵架，父亲打了母亲，母亲的嘴部流血，综合邹某承认其与张某确实发生争吵伴有肢体接触，其对张某有压制行为，并看到张某嘴部流血，法院认定2013年6、7月邹某实施了家暴行为。法院采纳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在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达到较大可能性标准的情况下，认定施暴人的家暴行为，既有利于充分保护受暴者，同时对涉家暴纠纷审判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2.受暴方是否有过错，殴打行为有没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均不是认定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一方以殴打方式对另一方身体实施了侵害行为，即构成家庭暴力。本案中，邹某以张某有过错，其行为不具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为由主张不构成家庭暴力，没有一点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3.实施家庭暴力是离婚法定事由，应依法判决离婚，及时阻断家庭暴力。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原则，一般判决不予离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共同生活的亲属的；”因此，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事由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也应当准予离婚。邹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张某坚决要求离婚，即使邹某不同意离婚，法院也应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及时遏制家庭暴力。
4.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在处理离婚纠纷涉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是不是真的存在家庭暴力是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因素。审判实践中，施暴者往往辩称家暴行为只存在于两口子之间，并不影响其对孩子的感情，甚至以希望孩子有完整的家庭为由，拒绝离婚。但是，家庭暴力是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的严重侵害行为，未成年子女目睹施暴过程会给其内心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实际上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若父母一方被认定构成家暴，无论是不是直接向未成年子女施暴，如无其他情形，一般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本案中，张某仅有邹小某一子，邹某与前妻另育有一子，加之邹小某在张某、邹某分居后一直居住在张某父母家，由外公、外婆、舅舅等照顾日常生活起居，已适应了目前的生活、学习环境，为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及防止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法院认定邹小某应由张某抚养为宜。
从国际标准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框架要求，“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决定监护权和探视权时应考虑受害人和儿童的权利安全”。本案裁判中考虑到儿童身心健康及预防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判决由张某获得抚养权，这一裁判符合国际标准。
经李某某（女）申请，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禁止郑某某（男）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2018年6月8日李某某起诉离婚，7月23日两位书记员上门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多次语言威胁并将留置的资料掷回书记员。7月25日两名法官、两名法警、一名书记员一行共计5人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郑某某继续大吵大闹，拍桌子、辱骂送达的工作人员，近一个小时未能送达诉讼资料。
李某某与郑某某共生育了三名子女，李某某提供了诊断报告书、疾病证明书、报警回执、病历、鉴定意见书、受伤照片等证据，证实2018年2月7日、2018年4月21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2日郑某某多次对其实施殴打。经询，三名子女均表示选择与李某某一同生活。双方要求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七套房屋。郑某某在庭审中明确说不同意离婚，如果离婚要求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法院于2018年12月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郑某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准予双方离婚；尊重三个孩子的意愿，再结合郑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方面出发，三名子女均由李某某直接抚养，被告郑某某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四套房产归郑某某所有，三套房产归李某某所有。
1.重拳出击，让施暴人感受到司法的强硬。对李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李某某于2018年4月27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之后李某某又于2018年10月18日申请变更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进行了审查认为李某某审理合理合法，裁定予以准许，并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及其三个子女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郑某某骚扰、跟踪、接触李某某及其子女。
此外，坚决惩处郑某某阻碍司法工作的行为。法院工作人员在2018年07月23日、2018年7月25日依法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两次对负责送达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威胁，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考虑到郑某某有家暴的前科，又目无法纪，威胁送达人员，若无法坚决制止他的嚣张气焰，那么本案开庭、审理、判决都将无法顺顺利利地进行，更无法保障女方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因此合议庭在第二次送达的现场合议后认为郑某某已经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符合司法拘留的情形，且现场还有刀具等物品，危险性极高，决定先将郑某某带回法院。郑某某被押回法院后仍毫无悔意，经合议庭合议，并报院长批准，决定对郑某某司法拘留15日。司法拘留让郑某某有了敬畏之心，之后基本能理性沟通，态度明显好转，为今后案件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柔性司法，让受暴人感受司法的温暖。在审理方式上，虽然司法拘留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再敢对女方及孩子实施暴力，但为了确认和保证庭审安全，合议庭决定采取隔离审判的模式，将李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安排在另外一个审判庭，由专门的社工陪同，通过远程技术进行网上开庭，申请了两名法警执庭，并从大门口安检开始就对郑某某保持高度戒备。确保庭审的顺利进行。庭审后安排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先签笔录，并从安全通道先行离开法院，避免与郑某某接触。
从国际标准看，此举措符合《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公约》要求中“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警觉，起诉及时，并且一致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公认的重要位置”，即从隔离审判、社工陪同、法警执庭等多方面考虑到妇女的安全，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警觉并采取了积极措施，此举措符合国际标准要求。
启动心理干预程序。鉴于郑某某存在严重家暴，且现有证据已经反映家暴行为对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安排心理干预老师对三个孩子和李某某进行心理干预。其中李某某、二女儿和小儿子的心理状况基本健康，大女儿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存在情绪偏激的情况，甚至还说出：如果郑某某再对家人实施暴力就要杀了他这样的话。针对此种情况，对大女儿展开了连续五次的心理干预，使大女儿能将情绪完全发泄出来，并理性地看待整个事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国际标准看，这一举措符合《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议“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能够得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等部门链接的医疗、法律与社会服务”这一国际标准要求。
3.寻求他力，合作实现案结事了。宣判当天，为避免郑某某宣判后可能因对判决不满，而再次对李某某及孩子实施暴力，法院还给李某某住所地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发出防止民转刑的函，说明郑某某所具有的高度人身危险性，请求他们共同予以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及时出警，共同防止暴力。同时，宣判后法官、书记员引导郑某某通过上诉来表达意见，郑某某在上诉期内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对法官、法院、女方和孩子有暴力或威胁，实现了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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